东风吹、战鼓擂，既然无耻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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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宋彬彬改了名字并低调的在美国生活了27年；在地球的另一面，北京师大附中举办的90周年校庆活动，让宋彬彬重新出名，值得讽刺的是校庆特别校友图片展上，一边是宋彬彬被毛泽东接见的照片，另一边则是宋彬彬参与毒打致死的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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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批判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拒不忏悔

广受欢迎的美国新闻网站“新美国媒体”（New America Media）2007年12月21日在首页刊发了艾伯林（Eberlein）的一篇关于中国文革知名人物宋彬彬的文章：在毛泽东114岁生日之际，红卫兵领袖的过去浮出水面（On Mao’s 114th Birthday, Past Catches Up to Former Red Guard Leader）。
   

    在文章的”编者注“栏目中，“新美国媒体”的编辑写到：一张被长期遗忘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照片，在网络中浮出水面，使当年的红卫兵、今天的科学家宋彬彬再次臭名昭著。
   
    文章作者艾伯林写道，在12月26日毛泽东114岁诞辰到来之前，1966年宋彬彬被毛泽东接见的照片流传于互联网上，很快激起了中文社区的愤恨。作者由此介绍了这张照片的历史背景：41年前，当年十八、九岁的北师大附中高中学生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作为红卫兵代表被毛泽东接见，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建议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显示不分男女的红卫兵战斗精神。
   
    几乎一夜之间，“宋要武”成为全国最知名的红卫兵领袖，年轻骄傲而又对历史无知的宋彬彬很快的把名扬天下变为臭名远扬：两周之前她参与了殴打致死她们的老师、北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造反行动。这起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起的红卫兵杀人事件，迅速被全国红卫兵模仿，采取毒打并致死老师或逼迫老师自杀的革命造反，制造了文革开始之后第一波恐怖高潮。
   
    时光飞逝，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宋彬彬改了名字并低调的在美国生活了27年；在地球的另一面，北京师大附中举办的90周年校庆活动，让宋彬彬重新出名，值得讽刺的是校庆特别校友图片展上，一边是宋彬彬被毛泽东接见的照片，另一边则是宋彬彬参与毒打致死的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
   
    在宋彬彬自我介绍中，她称自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环境与行星科学博士学位，而且是本系第一位华人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她长长的自我介绍中，她根本没有提及“红卫兵”、1966年，没有道歉，没有辩解，什么都没有。这或许是在美国求职的一个窍门，但是母校并不是耍这类小聪明的地方，她以为大家都跟她一样把那件惨案给忘了，以为美国的成功就能掩盖她的罪过；这样费尽心机的狡猾激起了中文网上的巨大愤怒，人们称她是母校的耻辱，北师大附中90年校庆是一个无耻的校庆。

    作者由此评论道，宋彬彬是无数红卫兵的一员，事实上，整个那一代的年轻人都对毛泽东挑起文革的狂热负有责任。尽管不好评价宋彬彬对这种狂热的激情，但是她与毛泽东的照片使她格外突出，被历史永久定格，无论宋彬彬本人从名扬天下到臭名远扬，也无论她的家庭最终成为她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更无论她因此终生不得不躲在美国科学界，羞于谈及政治。
   
    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红卫兵针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犯下了无数的暴力行径，这几乎就是一场内战，历史中将会审判他们的。至今，几乎没有当年的红卫兵站出来探讨他们的造反历史并表达歉意，尽管他们大多数已经进入花甲之年（60岁左右）。

    与宋彬彬相类似的，还有一批生活在美国的当年红卫兵，他们不仅没有对这段红卫兵运动悲剧及由此而起的长达十年文革动荡表示忏悔，而且超越了宋彬彬对自己红卫兵历史讳莫忌深的羞怯，竟然鼓起“东风吹、战鼓擂，既然无耻谁怕谁”的勇气，用“人民文革”的理论为自己的红卫兵经历贴上民主、正义的标签。
   
    文革不仅涤荡了中国千年传统文化，更泯灭了一代青年的廉耻心，在当年的红卫兵们即将步入坟墓之际，让我们轻声给他们提声醒：
       宋彬彬，你为什么还不忏悔？红卫兵，你为什么还不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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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1966年6月2日在其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靠边站”的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作为学生党员的宋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署名排列第一）成为副主任。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学校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对象。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校长卞仲耘被划成“四类”，连续批斗拷打，直至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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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权威的官方媒体报道，领袖问：你叫什么名字？答曰：宋彬彬。领袖再问：是哪几个字呀？答：是文质彬彬的“彬彬”。领袖教导说：不好，要武嘛。于是改名“宋要武”（本人解释说是报社的记者越俎代庖强加给她的）。以新名字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人民日报》1966年8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也更名为“要武中学”。“宋要武”这个名字变成红卫兵暴力的一个符号，刺激、引发全国都发生打人事件。

     “宋要武”后更名为宋岩（平）。在内蒙锡林郭勒插队被革命群众推举为大队赤脚医生。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为福州大学第一批工农兵学员。

     在改革开放后，“宋要武”留学美国，攻读博士，并以本名 宋彬彬 取得美国博士学位。

    受卡玛邀请，宋彬彬 博士与骆小海一起受访参与拍摄了片长约2小时的文革启示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资助，2003年放映）。宋彬彬 解说当初写大字报的动机仅止于教育改革，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和承受能力。

    作家千家驹《自撰年谱》载，“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

      宋博士宋彬彬自辩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我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距离太远。”

     但王友琴报道显示，卞仲耘被打死的8月5日当天，作为校革委副主任的宋就在学校，从下午两点一直打到五、六点，“其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

     对此胡平评论说，没有材料证明宋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她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虽然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所以不能说她反对打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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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曾慧燕《太阳为何不落山——“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文革世代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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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些当事人和相关人员对博士宋彬彬其人其事的评论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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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上自刘少奇、彭德怀下至普通干部、名人、知识分子、工农底层百姓，无数人死于非命。农村“四类份子”从老人到幼儿整村整乡的屠杀一个不留。伟人把一大批中学生变成杀人小魔鬼，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宋彬彬，说她的名字‘文质彬彬’不好，一句 “要武嘛！” 挑起了全国性的红卫兵法西斯暴行，以杀人取乐。宋彬彬马上改名‘宋要武’，跟人比赛，见别人打死了6个人，宋彬彬马上动手打死了8个人。根本不管被打的人姓甚名谁，只要有人说一句这人是‘牛鬼蛇神’就够了，用皮带、棍棒铁器活生生一下一下打死，不是用子弹。专制者制造派性挑起全国性大规模武斗，甚至部分地区军队也介入，造成死伤无数。。。。整个文革就是一场法西斯浩劫，不但毁灭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更毁灭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统，毁灭了人的良知，把人变成鬼。

   单有优越感，还不致杀人放火。但是优越感中本有为虐的火种，一经点燃，便成了狂暴性，杀人放火便会成为小菜一碟。果然，契机真的到来了，点火人也到了。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这契机便是文化大革命，这点火人便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初期，本来有个“十六条”，其中还没提到红卫兵，并曾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到了66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问献花的女红卫兵的姓名，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又问清是“文质彬彬”的“彬”後，说了一句：“要武吗！”这个红卫兵便改名为“宋要武”，随之而生的正是全国一片打砸抢之风，草菅人命之风！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红卫兵以“红五类”组成，而“红五类”之首乃为“干部子弟”，干部子弟之首又是军队高干子弟，这样一来，“十一”的红卫兵便自奉为“红卫兵之首”，而其它学校的红卫兵在集会中见到带有“北京十一学校”徽章的，便像伊索寓言中说到的青蛙遇见水牛一样，给予特殊的礼遇。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信条，在他们心中是坚如磐石的。有意思的是这对联的横批，开始是“基本如此”，後来干脆改成“绝对如此”了。思想的荒唐导致行动的狂暴，假如说，火烧英国大使馆的事件为周恩来压住未致扩大的话，那么杀人如麻则是毫不夸张的实情实景了。下面就是当时我同我所教的一个男生的谈话情况：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

   “没有。我当兵之後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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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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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十五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像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後来便住在那里。教堂里储存有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

   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後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几个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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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彬彬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数不清的“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更不知我一丝不苟地给他(她)们上课，换得这样结果，我的心血是不是该花费？

   这只是大海之一滴而已。“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绝非糟得很！”接着又是来自中央的“除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打、砸、抢、杀的烈火燃遍全国。不能忘记这批干部子女，特别是像“十一”、“八一”这类学校的红卫兵，即军队高干子女，是功高盖世的！

  1967年夏秋之交，发源于北京并以暴力与屠杀为特征的『红色风暴』席卷全国．仅在8月下旬，北京就有数千『牛鬼蛇神』死于非命．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毛泽东『要武，不要文质彬彬』的启迪下，更名要武并开始发狂，一人独欠五条以上人命。她深知罪孽深重，早早地亡命海外去了；在祟文门，一个地主婆竟被一壶壶开水(强制附近居民提供)活活烫熟而死；在东四，一个中学生被胁迫用哑铃砸碎奄奄待毙的资本家父亲的脑袋，本人也因此精神崩溃成为疯人。

   宋彬彬现定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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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

  1966年8月18日，全中国亿万民众都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现场广播：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现场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两天后，8月20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讲述说：

  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她突然想到“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找到主持大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在过去集会上，经常有给毛主席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主席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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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彬彬写道：“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静，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宋要武”这个名字，后来变成了红卫兵暴力的一个符号！


●“红八月”从北京到全国刮起血雨腥风

   师大女附中建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中学之一，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及中南海只有一两公里，“文革”前，该校是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子女都到这所中学上学，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官子女占了一半。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但正是宋彬彬这所母校，在北京乃至全国最早打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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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对“文革”中学生殴打校长、老师致死案例进行过大量调查。

   她说：“我特别要提到1966年8月5日，在那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这是历史的一个血腥的标记。从那天开始，好像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被一群人就这样打死，没有关系。在革命的名义底下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卞仲耘老师当时在这所中学已经工作了17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然后被体罚。甚至有人踩在她的身上，过两个多小时以后，她已经昏倒在宿舍楼的台阶门前。这个时候被放到一辆运不入流的东西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却没有人把她送医院……她就是死在现场的。当时的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还有姓汪的副教导主任，都被打成重伤。”

  师大女附中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